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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要不要转美国绿卡

在搬离路易斯安那理工大,一路向北,开往北卡教堂山,我心里还惦记着鲍勃,他的生命,正经受着各种来自生活的威胁,我在想,我们同在的这个世界,于他,还有多少光阴可度。

正常情况下的鲍勃,开着一辆快要散架的红色两座小卡车,异乎寻常的马达轰鸣特别噪。他的后脑扎着个亮白的马尾,胸前垂着亮白的长须,T恤衫的兜里始终插着三支笔和一叠不同色彩的纸片,Ⅴ字领口上挂着两副老花镜,腋下夹着厚厚一本圣经,见到熟识的人必脱帽鞠躬,寒暄两句,便从裤兜里掏出一小黑盒,拿两指掐出一撮烟丝放进嘴里,惬意的咀嚼着。

鲍勃喜欢和人讲天国的道理,讲到动情处即从T恤衫的兜里拿出一小纸片,写一节圣经里的话语来阐释生活。遇到见解有分岐时,鲍勃也很难苟同别人,因此与人多有争执。

自打大学毕业,鲍勃先后有过四次工作机会,四次皆因与老板争吵而被炒掉了。鲍勃当年在大学里所学专业,过去至今一直都是那所大学的旗舰专业。早年他被一家知名公司聘为高级雇员,之后他做过中学自然科学老师,最后是监狱护工和房屋屋顶修理工。他在做屋顶修理工时娶了妻子,妻子是带着四岁和六岁的两个儿子再嫁给他的,嫁他后没有再生育子女。

那年初刚认识鲍勃时,听说他介绍说,他的72岁的妻子同他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离家出走了。再后来半年过去了,鲍勃妻子诉讼离婚,开庭那天,我和丈夫还有一个南非的博士生,我们三人应邀去了法院现场。去时鲍勃对他还爱着的妻子还心存一线希望,他准备了很多话,结果他愤怒妻子压根就没给他对话的机会,法官也只是问了他一句话,就让回家等判决了。站在法院大门口,我们聊了一会儿,我们去的三人,还有鲍勃从休斯顿赶来的妹妹和妹夫,他的妹妹临别前拥抱了一下鲍勃说了声她爱他,那是那个冷酷天里唯一的暖色,他的妹夫在前面走了,鲍勃说他妹夫也是跟他吵了嘴的人。后来法院判决他们离婚。现如今的鲍勃先生不得不卖掉夫妻二人共同唯一的住房,支付法院判给妻子的十二万美元,这样一来,鲍勃先生实际上成了连栖身之地都没了的人。

我找鲍勃做我的口语老师,因为他的英语发音纯正加之有过做老师的经验。他当即欣然答应了。鲍勃先生记忆力超群,讲课时思维敏捷,板书娟秀,还能配以栩栩如生的插画,让听课的人没有丝毫的乏味。我敢说鲍勃先生是一个极具天赋的人。课后,他的沾满颜料的手伸到嘴里抠他的痛牙和挠四肢的痒,两手背满是血痂。他说他患有皮肤癌,他撩起裤腿给我看,两条腿被挠得惨不忍睹。诧异的是,他可没把癌当回事儿。

鲍勃很乐意邀请别人去他家做客。我和丈夫初次去他家,他请我坐进门的长沙发,看着沙发有些脏我没坐,然后转悠着看了看几张椅子,椅子更不能坐,地上一层的毛发,椅子上似乎还要多。鲍勃先生说你就坐沙发吧,沙发干净,他说,妻子走后他一直是睡这沙发。他说,闪儿和黑儿她们不上他的沙发,只除了凯特。凯特是鲍勃妻子走时留下的大肥猫,闪儿和黑儿则是两只雌狗。

我们正说着,只见白毛闪儿两腿一跃上了沙发旁的扶手椅,很警惕的转动着两眼珠子扫我。黑毛摇着尾巴径直穿过厅堂和厨房跳到后门边的椅子上端坐着。鲍勃见我的目光跟着黑毛走了,就介绍说,那后门边的才是黑儿的座位,黑儿从不乱坐。接下来我才发现原来是两狗各自把守着两门,前门门后与长沙发边鲍勃躺下睡觉时伸手可及的位置,一支子弹上膛的长枪始终放在那里,后门门后也放着随时待命的长枪和弓箭。

有一天,我们上幼儿园的儿子告诉我说发现鲍勃先生无论在哪里,裤兜里还总带有一把手枪。我在开始思索,究竟何种原因,致使鲍勃处于如此不安全的状态之中。我试图问过他,他说他在提防着坏人,比方在超市那样的地方。有次,他请我们去他家边上的水塘钓鱼,也就出家门几步路,临行前他却很细致地子弹上膛,我很奇怪,问他,他说他得提防野物伤人,比方说蛇。

我们是真不想再去鲍勃家了。从他家出来,经过被两边的茅草侵占的小道,我心中生出难以述说的苍凉与不安。

我不得不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婉拒他频繁的邀请。因此有一段时间,我变成了一个不怎么诚实的人,有时还因为两国语言文化的差异,我的一些用词也被他看成是粗鲁失礼的。总之我是多次惹恼他。而他在每次对我情绪过激之后也很沮丧,好几个午后,我们开门后发现门把上挂着食物加一封信,食物是鹿肉、野兔肉、蓝梅派之类的,信是手写的大写斜体字母,恳请原谅的信。顿时我们全家人明白,是鲍勃先生抢在我们午睡的时间来过了。

鲍勃的父亲是二战时的飞行员,少年时代的鲍勃先生和妹妹随父母在美国驻日本和美国驻英格兰空军基地生活,中学分别是在日本和英格兰完成的。每当讲起这些历史鲍勃先生原本混浊的双眸瞬间变得有神,就仿佛回到了青少年时代。然而我发觉,成年后诸多的挫折也并没有击垮他,他怀抱满满的慰籍,那就是他的基督信仰让他相信,他死后会在天国里得到永生。

鲍勃没有保险,支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用,他说他从不看医生。一次他患了重感冒,烧退之后咳嗽得厉害,加之那些天他那快要散架的皮卡车又爆胎了,一个孤零零的病人被困在远离生活用品店的荒郊野岭。剧烈要命的咳嗽迫使他不得不停止了嚼烟丝,这是他从吸烟改嚼烟共计五十多年的嗜烟史上,首次戒烟。我给他送去了一些食物,帮他到二十英里外的修理店新买了一条轮胎,一到黑夜降临我就不停的发信息给他:撑住,一定要撑住。我说我可以带他去中国看看,去了中国就住乡下我父母的大房子不用他支付租金,烟戒了就不会受到我母亲卫生习惯上的排斥。他也很受鼓舞,咳嗽喘息着向我打听中国的生活开销,他无比满意传说的中国看病那么低价和便利,他还说如果去了中国他就老死在那边不用回了,事实上那是一个他完全不了解的国家。

然后奇迹真的出现了,他毅力超人地把嚼烟给戒了。接着咳嗽也消停了,他逃过了那一劫。那段时间里,虽然我和丈夫日夜担忧着年老鲍勃会死在某个他撑不住的深夜我们再也见不着他,但同时幻想着他能在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拿着他的八百美元每月的退休金,过上优质的晚年生活。

鲍勃和我父亲同岁。我想到我的父亲,他每顿吃着母亲给做的可口饭菜,听着邻里的故事,享受着老年人该有的平安喜乐,心里却因放不下老鲍勃先生亟待解决的种种生活难题,几年前的那段时间我陷入了无限的伤感和迷茫,而至于绿卡或国籍,它不过是一张无谓的纸片,它正躲在某个角落里,嘲笑人的狭隘。

此文来源于《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付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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